中国画创作向来有着两种不同的价值指向：一是“大题材”，强调主题性，所谓“成教化、助人伦”；一是“闲情逸致”，重视个人情趣与“把玩”，所谓“逸笔草草，聊写胸中逸气”。耿明先生可谓两道并进，他的“大题材”虽多“应制”，但其性格秉性决定了他是那么的投入，所以在完成“任务”的过程中，全以“情感”为之。他的小品同样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自然、对生活的真挚之情。真可谓“两种乐音，以‘情’相和”。

　　中国画作为艺术的一脉，除了重“情”重“趣”之外，“思想性”仍是其本质追求。我们看顾恺之的《洛神赋图》、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以及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，无不以“情”达“意”，画家的情感复合在画面所呈现的“主题”与思想之中，这样的作品在审美的同时给人留下的更多是“震撼”！宋代之后，因文人长于舞文弄墨，当他们在主宰中国画的同时，也将其功能与价值局限在了“把玩”之上。中国画的“大题材”被当作了“任务”多有“画工”而为之。从此，中国画与壁画相分离，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分辨也因此而产生。画家们在重情趣的同时，更加注重笔墨与题材的程式化，各种用“套路”画来的作品登堂入室参加各类展览，甚至因品评标准的游离性，还可戴上“大师”的桂冠。中国画成了“引渡”人才的“急就章”。

　　时代呼唤中国画“精品力作”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“诗史”般的画卷留存于世，无异于我们在没落。这些都须借助于“大题材”方可实现。现在甘于去画这类作品的人太少了！耿明先生，因其工作性质，更是其性情使然，他的“大题材”是其中国画创作中的“亮点”。我们看他的《江城礼赞》，它展现的虽为一个城市改革后的风貌，但更是其时代的乐音。这种壮观而勃勃生机的画面，既需要情感的体验、熟练的笔墨，更需要艺术家具备饱满的热情。它是艺术家艺术素养长期累积的呈现，同时也是画家孜孜以求、鞠躬尽瘁的创作态度的反映。它决非一般“小情趣”的作品可相提并论。《皖江如歌》亦为此类作品。作品画芜湖长江大桥施工场面，这是一座在技术上不同寻常的桥梁。作者有款曰：“芜湖长江大桥是九五重点建设项目，20世纪我国标志性桥梁，亦是举世瞩目的一座特大型公铁两用桥。自九七年春开工历时三年半完成，其工程量相当于武汉与南京大桥之总和，刷新了十四项全国建桥纪录。”如此建桥成果，不仅是经济建设的业绩，其过程更能让身临其境的人为之感动。画家用聚焦镜头式的处理手法将建桥初“围堰造墩”作为凸显对象，让工程机械在画面中唱主角，建桥人的智慧与活动内含其中，通过繁忙的工地、借助于人与物的形体对比，将一番极具气势的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。它是一曲交响的合奏，是时代建设与繁荣的赞歌。

　　在这类“大题材”中，耿明先生还长于用花鸟来构置画面，表达深远的情趣，同样具有气势与感染力。如九届美展的《朝露芳菲》，画家似乎是在抒情，但它不是“小情趣”，画面直呈的是深远的思想，作者非博大的胸襟是无法构思与驾驭这样的花鸟画的。《泡桐花开》同样含有此意。在人们寻常的花木中，作者有着特殊的联想，从而在写花的同时将其深含的寓意予以传达。

　　耿明先生似乎是个过于严肃的画家了，这类“大题材”非严谨不苟、全心投入者是很难为之的。耿先生半生为官，好在他是个文官，且与书画为伍，在严肃之余他何尝不多情！我们看他的另一类作品，全以“情”为之。《清水河畔》，一幅小画，了了数笔，将皖南水乡的景致活现出来。因我们是同乡，我对清水之景也颇多感触，耿先生画出了我思我想，自然赋予的生机与灵动含着画家浓淡干湿的笔墨，共同构筑着感人的意境，景不大，境却深，情更浓。《土家村渡》，画湘西村寨渡口之景，画面更多的是借景而传笔墨之情，画面用笔用墨老辣而灵动，既有西画的造型功底，更有纯粹的传统中国画笔墨的韵致。这是一幅典型的文人情趣画。耿先生把握得恰到好处，这是颇见中国画真功夫的小品。

　　同里长辈耿明先生，中国画创作路子广，题材涉及山水、花鸟，又能写能工，更是“大题材”与“小情趣”并用。他将“任务”转换为“责任”，以“情”相驱。作品有了“诗史”般的功效；他又能动之以情，借景抒情，那是来自他对家乡与足迹所涉的自然、生活的一片真情。耿先生感受生活的方式是画速写，这种最见艺术体验的手法也最能寻及真情。耿先生虽然也到“知天命”的年龄，但他老笔勤耕，着实感人！他又似乎仍处在艺术的青春期。我们期待着耿先生那双“惯拿调色板”的手和着自己的情感与思想，奏出更美的乐音。

2005-7-31